不敢征税，只能哄着富人花钱？中国内需困局，被经济学家一语戳穿

提振消费的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。从购物补贴、以旧换新，到各类鼓励居民把钱花出去的政策，基本思路都是想办法让手里有钱的人多消费。 标题中“哄富人花钱”的说法，指向的正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，单靠刺激高收入群体增加消费，能否真正带动整体内需？ 这句话听上去务实，实际上指出了内需疲软背后最难处理的问题。钱为什么没有流到普通居民手里，居民为什么不敢花，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回到同一个话题上，就是蛋糕怎么切。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先富起来的人吃到了大肉，普通人也还能喝到肉汤。分配格局即便是二八开甚至一九开，那“二”或者“一”的部分增长得也比较快。 加上前些年房价在账面上一直上涨，很多较早买房的60后、70后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，对分配的不满并不明显。 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高位接盘楼市的90后、00后逐渐成为舆论主体，普通人工资增速又明显放缓，讨论分配的声音因此更容易引起广泛共鸣。 李迅雷的判断同样建立在对财富分布的长期观察上。 围绕财富结构的讨论，常常指向同一个现象：中国居民的储蓄和资产分布存在差异。这个问题在消费端表现得比较直接：一线城市高端消费相对活跃，部分三四线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的日常消费则偏弱，同一时期的消费数据呈现出明显分层。 2025年开年后，源于2024年9月一揽子政策的刺激效应逐步消退，居民消费价格重新回到偏弱通道。 把2025年1月和2月的物价数据合并比较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2024年同期，2月CPI同比下降0.7%，物价表现阶段性走弱。 从宏观数据看，202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.4%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现也不差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2024年9月之后政府端加大财政和货币投放的基础上。 与宏观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就业数据。按照奥肯定律的一般规律，经济增速上升应当伴随失业率下降，但同一时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月一度升至5.4%。 经济增长没有充分转化为就业和收入，说明政策投放带来的增量依然没有有效汇集到居民部门。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、消费和出口，这几年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一直是出口。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5.4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1%，贸易顺差7.06万亿元，同比扩大13.6%。 大量外汇收入帮助经济相对平稳地 度 过了两重压力，一是房地产调整带来的信贷收缩，二是部分资金换汇离场带来的货币收缩。 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，美国加速推动制造业回流，并把关税战推向高位。我国对美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虽然已经不到15%，但如果把经东南亚和墨西哥转口的商品计算在内，对美出口的实际比重仍然更高。 美国同时对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等主要转口地公布了不同税率，相关措施随后又经历暂停和调整，意图是限制中国商品经第三地进入美国市场。 无论关税博弈最终如何落地，有一个趋势已经清楚：一些国家的保守势力为了遏制中国，可以不顾本国经济基本面和居民物价压力，采取伤敌一千、自损八百的做法。 剩下的两驾马车里，投资的一条腿房地产仍在等待企稳，另一条腿基建则面临可投项目越来越少的局面。政策重心于是转向了长期不被重视的消费。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列为年度重点任务的第一项，消费第一次排在科技、教育和改革之前。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，也从2024年的1500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3000亿元。与过去只提口号相比，这次中央拿出了真金白银。 但数据显示，资产价格依然低迷，消费增长主要靠刺激而不是内在动能。在对未来收入预期偏悲观的情况下，居民仍在去杠杆，表现为减少新增借款、压缩非必要支出、提前偿还贷款。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，新增货币大多来自信用扩张。 政府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国债和地方债，企业通过公司债、股票再融资获取资金，居民则通过房贷、消费贷向银行借款。 目前的情况是，政府在大量举债，企业和居民借款意愿却明显减弱，不少主体选择提前还款、修复资产负债表。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借来的钱，最终都要通过工资、转移支付等渠道流向居民，而居民在消费端面临两个主要约束。第一是资产。 我国居民资产中住房占比较高，房价持续下跌让账面财富不断缩水。前几年决策层确立了“先立后破”的思路，对房地产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底线，放松政策是分步推出的。 2024年三季度经济明显走弱后，房地产的定位有所上调，政策目标转向推动市场止跌回稳，以免拖累消费。第二是债务。 从经济周期、人口周期和城市发展周期看，房地产都已进入下行阶段，背负房贷的家庭在收入预期不明朗时，更倾向于还债而不是消费。 人口结构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。 人口结构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。国家统计局2026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，为有统计以来的低位，总人口连续第四年